铭贤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铭贤学校师生为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罢课游行，下乡进行爱国宣传。

1922年，在全校又掀起了一次反基督教斗争。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成立了文艺研究会、海涛社、晨曦会、改造社、火花社、呓语社等进步组织，与宗教服务团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4年，学校出现了党的活动。

1925年，在共产党员张维琛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先后发展赵品三、郝金和为中共党员。同年，五卅运动爆发，学校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帝爱国热潮，张维琛主办《锐锋》期刊。组织进步团体抵制学校当局的“家长式”控制，迫使学校停课七天。其间，张维琛带领学生到太谷各校进行演讲、募捐，声援上海和省港大罢工。他们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抵制日货。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右派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张维琛、赵品三去南方投身革命战争，铭贤学校党的组织由郝德育、侯俊岩同志负责，继续坚持斗争。

1928年，郝德育、侯俊岩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被校方察觉赶出校门。

1929年七月，高克亨从陕北榆林来到铭贤学校，立即建立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学校和农村开展革命活动。

1931年初，高克亭调到太原后，由史国森、帖继堂联系宋之诚、潘启隆等进步学生，继续坚持斗争。他们领导学生掀起了反对美国教师专制和镇压的学潮。由于受到学校当局的多方压制，特支活动暂时停止。

1932年底，铭贤学校建立了由党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支部，刘景初任书记，通过铭贤学生会，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底，学校当局强迫刘景初退学。但是“社联”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1934年，“社联”曾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红军秘密募捐；发动驱逐反动体育教员的风潮。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学生的爱国情绪高涨，纷纷响应，学校当局出面弹压。

1936年夏“社联”停止了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铭贤学生中建立了“民先”组织，参加太谷县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太谷县总动员委员会的宣传民众工作；有的学生参加了太谷人民抗日自卫队，并将铭贤学校的二十余支教育枪“强借”出来，武装了抗日自卫队；有的学生跟随秦基伟、侯维煜、杜润生奔赴太谷山区，展开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还有的学生参加了抗日决死纵队。

1937年，铭贤学校南迁至河南陕县时，有一部分学生经西安转往延安，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后来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全国解放后不少人担任了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学校迁移到四川省，成都地下党组织积极在铭贤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尤其在解放前夕，当局为了加强对铭贤学院的控制，极力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反对、阻止学生运动。当时党的地下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协”，提出“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打击反动（分子）”的口号，通过各种活动将进步和中间的学生团结在党和民协周围。

1947年底，由于物价飞涨，学校的学费也随之上涨，使经济困难的学生无法继续上学。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大中学校开展了助学运动，当时铭贤学院的学生在党组织和“民协”的领导和支持下，也开展了助学运动．这一运动不仅解决了一些贫困学生求学的困难，而且通过同反动势力的斗争，教育团结了一大批中间群众。

1949年上半年，成都各校学生响应在全国展开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发动了罢课斗争。铭贤学院的学生，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锡荣、余文正及“民协”负责人张启昆领导下，先后进行了两次罢课斗争，并组织了护校队值岗巡逻、监视敌人，使学校免遭破坏。

1949年12月25日成都解放，铭贤学院获得了新生。